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清末民初，就由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诸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朱执信、马君武，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由于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加上袁世凯政府的禁止和迫害，他们的介绍只兴盛一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方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和《新纪元》等文章，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但十月革命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到五四运动前，中国虽有许多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介绍马克思主义，但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不多，也并未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国内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仍是很少。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青年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决议以及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此后一个多月，学生运动扩散到全国，并获得教师、工人、商人等群体的支持，罢课、罢工、罢市在各个城市相继展开。这即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渠道由日本一条，增加到了俄国和西欧两条渠道。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人不断地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文章译介到中国。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等文章，有不少就参考来源于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从欧洲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文章，如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新民益报》发表的通讯；到俄国学习的刘少奇、赵世炎、陈延年、瞿秋白等，分别从俄文中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
与此同时，五四之后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扩大了。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到五四之后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五四以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其中相当数量的刊物以介绍新思潮、改造社会为已任。《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杂志，《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先后开辟专栏，刊登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文，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每周评论》即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较于传播内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变得丰富深化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原著方面，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引进了数十种英、德、日、俄、法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在上海，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分别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其后有更多的马列著作译著介绍到国内来，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政治经济批判>序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国家与革命》。这些原著的引进与传播，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准确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引进和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发表，让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接受，并将此奉为指导思想，选择社会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文/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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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府为请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等书致内务部咨（19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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