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楠楠
近80年前，一支民间音乐团体，从武汉启程，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以期争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它就是武汉合唱团，抗战期间唯一一支赴国外宣传抗日、义演募捐的音乐团体，曾感动激励了无数侨胞齐襄义举、慷慨解囊，有力地支 援了抗战前线，而其团长就是夏之秋。
一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1912年出生于汉口市，湖北孝感人，小号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其父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 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夏之秋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的司号员，中学年代参加学校军乐队，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条件。1931年上高二时，其父不幸病逝，校长十分同情他的处境，聘请他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在校期 间，他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歌咏队，指挥在武汉第一个成立的小型管弦乐队——武汉雅美管弦乐团。1936年，在爱国实业家周苍柏的资助下，他考入了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学习作曲及小号。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 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复杂的形势，打断了夏之秋苦苦求得的音乐学习之路。“八一三”事变前夕，夏之秋被迫结束了才进行一年的学业，回到老家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将名字“夏汉兴”更名为“夏之秋”，为的是使自己铭记祖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记住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这时的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之秋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 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的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并担任理事。他还重建了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
火热的斗争热情，使得夏之秋拿起笔，谱写了一首首抗日战歌。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浴血奋战近三个月用鲜血重塑了中国军人的形象。国民革命军第524团谢晋元副团长率一个加强营，掩护大部队撤离上海，400余名将士(对外号称800人)在日军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冒死抵抗，誓与阵地共存亡。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为国内外瞩目，赞 誉他们为“八百壮士”。《歌八百壮士》就是夏之秋在这个时候创作的。这首歌唱出了抗战英雄们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也表达了四万万同胞一致抗战的决心。此后，夏之秋还陆续创作了《女青年战歌》《远征轰炸曲》等多首抗日歌曲，传唱一时。
二
1938年夏末秋初，武汉告急。武汉合唱团接受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邀请，自发远下新加坡、马来西亚巡回义演，筹款支援中国抗战。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夏之秋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导下，与香港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组织演出等方式筹集到了资金，最终使武汉合唱团的南洋巡演成行。
武汉合唱团为赴国外宣传致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呈
1938年9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从武汉出发。出发之前全团曾宣誓：全体团员没有薪水、没有任何待遇；全团不分上下，人人平等；一切收益交公，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路途的艰苦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当他们到达广州后，因战事紧张，虎门被封锁，他们只得先由水路到中山县，再由中山县乘车到澳门，从澳门乘船到香港。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便宣传演出到哪里。在香港演出了整整一个月，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包括香港大剧院，都邀请他们去演出。在敌机的轰炸下、在逃难的人流中，他们的抗日歌声激励着民众、鼓舞着斗志。
在此期间，夏之秋又推出了两首新作 《思乡曲》和《赠寒衣予负伤将士》。合唱团抵达澳门时已是入夜时分，只有一家小旅店还有一间空客房，女团员们住下休息后，男团员们只好上街去“流浪”，等到天明再想办法。他们忍受着旅途的疲劳，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踱步，忽然夜风中传来一阵凄婉的胡琴声，一位盲艺人在一个小姑娘的牵引下，拉着琴，步履蹒跚地从远处走来。那如泣如诉的琴声久久萦绕在合唱团团员们的脑海中，令他们想起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家园，以及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亲人和朋友……悲怆之情涌上心头， 化为一段哀伤缠绵的旋律。夏之秋把这 段旋律记在纸上，合唱团团员戴天道填写了四段歌词：“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并将其定名为《思乡曲》。这首歌的旋律具有小调色彩，优美深情，委婉动人，问世以后久唱不衰。《赠寒衣予负伤将士》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创作的一首诗，合唱团在香港演出时，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将诗作交给了她 在沪江大学的同学、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请夏之秋为之谱曲。夏之秋谱好曲后，合唱团立即进行排练，很快便在香港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
三
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来到新加坡，受到了陈嘉庚先生的热情接待。陈嘉庚表示将大力支持合唱团的活动，并委派筹赈会的两位秘书——潘国渠和黄奕欢负责照料合唱团的生活和演出。在筹赈会的安排下，合唱团的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在新加坡，连续数月，除了在快乐世界体育馆、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首都戏院、 维多利亚音乐厅、政府大厦前广场等场所演出外，他们还到全岛各地的市区和乡村搭建临时舞台，以合唱、独唱、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演唱了抗日歌曲如《思乡曲》《卖花词》等，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三江好》《前夜》 《雷雨》等音乐剧和话剧。结束了新加坡的义演后，他们又直奔马来西亚，沿着柔佛州北上，足迹遍及柔佛、森美兰、雪兰莪、巴生、彭亨、霹雳、槟城、吉礁、玻璃市等城市和乡镇。演出受到了侨胞的热烈欢迎，往往是演出的时间还未到，观众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等候观赏。许多老人由子女搀扶着来到剧场，他们在观看演出 时心清激动，热泪盈眶。演出盛况空前，场场爆满，前后约有210多万人次观看。 无论到哪里演出，合唱团总是带着自己印制的歌片儿，分发给观众。每次演出结束时，合唱团带领全体观众一起高唱抗战歌曲，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同仇敌忾，情绪高涨。演唱结束后，观众踊跃捐款的场面让团员们感动不已。尤其在乡镇义演时，那些平时省吃俭用的普通华侨，纷纷掏出钞票和铜板，摘下身上佩戴的首饰，或报名认捐。一位朝不保夕的老年乞丐当场拿出很多铜板，非常气愤地说：“这是我的棺材本，捐给日本人钉棺材……”在吉隆坡义演时，一位名叫陈永的富商，不仅几乎每次都带领全家大小到场观看演出，而且独自捐了一架飞机。
在演出期间，合唱团的成员们还和筹赈会的侨领会轮流上台演讲。每当痛斥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台 上台下群情激昂、同仇敌忾，观众振臂高 呼“打倒日本鬼子！”“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全体团员就是这样长 年累月、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这条无形的抗战线上。许多华侨深受鼓舞，有的直接 回国，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编印成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
1940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新、马乃至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武汉合唱团不得不终止到印支半岛乃至欧洲、美国的计划，结束了在新、马1年零7个月的巡回演出。这期间，他们义演数百场，共筹得叻币200多万元，这些义款由南洋华侨 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负责交给了中国。
合唱团归国前夕，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曾向每名团员发放500元路费，夏之秋把他的那份路费和《歌八百壮士》在新加坡出版的稿费一并又捐献给了国家。
陈嘉庚得知后非常感动，为他手写了一张路条，叮嘱他在归途中凡是遇到南洋华侨机工队的车，都可以凭路条免费搭乘。
就是这些中华优秀儿女，以音乐为武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他们震动南洋的爱国壮举，偕同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的无私援助，共同谱写了一曲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抗击日寇的正气歌。中国抗战音乐在东南亚的广泛传播，团结了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激发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对抗战的胜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