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的八千麻袋

          

  仁宗/文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档案管理,因为它不仅仅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如果不能保护好那些档案,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将无从考证,而变成一个个千古悬案。然而在近代北洋政府时期,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咂舌的倒卖八千麻袋清代内阁档案事件,史称“八千麻袋”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是宣统元年(1909年)的时候,内阁大库库墙坍塌,在重新修缮时,将库内实录、圣训等移至银库暂存,将重要文卷移至文华殿两庑。由于两庑地狭,来不及迁出的大宗档案仍堆放在大库垣内。后来,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旧档,因检之不得,便认为大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于是奏准焚毁。

  当时,学部尚书张之洞正在筹备成立京师图书馆,便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内阁大库捡取书籍。罗振玉发现,库垣内文卷堆积成山,都是奏准焚毁之物。他随意抽取了两束,其中一束为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的奏折,另一束为军机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时的奏折,皆是重要史料。罗振玉随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建议将库中未及迁出的档案移交给学部管理,获准。于是,这批档案就交到了罗振玉手上处理。

 

罗振玉

 

  罗振玉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则移到国子监敬一亭里。从此,这些被迁出内阁大库的档案,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命运。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在国子监成立筹备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到午门,这批档案也随之从国子监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放在端门的门洞里。后来,历史博物馆将其中比较完整的档案挑选出来放于午门楼上,余下的装入麻袋仍放置于原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整理。

  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经费短缺,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征得其同意后,便将当时暂存于端门、午门门洞的档案装入了8000麻袋,计15万斤,以4000银元的价格卖给北京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以补充教育部经费。

  同懋增纸店买得这批档案后,取去麻袋,渍水,然后用芦席捆扎成包,由大车分送定兴、唐山两地,以作重造纸料,此外又零星卖出不少。

  1922年2月,罗振玉在北京市面上看到有人出售“洪承畴揭贴”、“高丽王进贡表”等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罗振玉的好友金梁也发现有人贩卖清代朱批谕旨和题本,立即认出这是内阁大库的档案。罗、金二人经过多方寻访,才得知历史博物馆已将所存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卖给了同懋增纸店。

  罗振玉随即与同懋增纸店商洽,以12000元即三倍的价钱将原物买回。已运往定兴的运回北京,堆置在彰仪门货栈,共占三十余间库房加五个大院;已运往唐山的运回天津罗家的库书楼。

  罗振玉回购这批档案后,招揽十余人进行整理编目,发现了不少价值较大的史料,如满蒙文史册秘稿、明代题行稿、清初开国档册、朝贡诸国题表等,罗振玉择其要者,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十册。

 

史料丛刊初编

 

  1924年,罗振玉因财力不支,无法保管,除留下部分档案外,又以16000元的高价卖给原清朝遗臣、收藏家李盛铎。罗振玉自己留存的档案,一部分卖给了日本人松琦,其余64872件于1936年献给了伪满奉天图书馆。

  再说李盛铎买得大内档案后,在里面整理了一次,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1928年,李盛铎照例也留下一部分,把这批档案中的大部分以18000元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亟待整理的档案

 

  史语所拥有大宗大内档案后,一边整理,一边编辑,相继出版了《史料丛刊》和40册明清史料。1936年,史语所将部分档案迁至南京,后来迁往台湾;另一部分仍留在北京,解放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劫后余存的珍贵档案才有了安稳的归属。

 

档案整理时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整理后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颠沛流离的“八千麻袋”,是近代中国档案命运的一个缩影,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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