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然而,面对充满矛盾斗争的北京政局，长期积劳成疾的孙中山，此行未能实现和平统一的夙愿，最终在北京病逝。

　　北京政变 冯玉祥电邀北上

　　1924年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在双方兵戎相见、战事正酣之际，直系军阀吴佩孚所部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之后，此前便已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冯玉祥，将部队改称为国民军，以示他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并于10月25日通电全国：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公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为了平息政变后混乱的北京局势，冯玉祥还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以平息清帝复辟的谣言。

　　10月25日，冯玉祥致电孙中山，请其北上主持大计。11月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29名将领又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电文中写道，“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展施。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此时，为了排挤国民军，篡夺北京政权，反直联盟中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也电邀孙中山北上。

　　面对这突变的政局，孙中山是否应邀北上？其时，广东革命政府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北方政局复杂，奉张、皖段别有用心，此行“险恶”，不宜前往；一种认为曹、吴既倒，对发展国民革命有利，应抓住这一难得机遇，迅速打开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顾不得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10月27日，他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人，允即北上。他在复电中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10月30日，孙中山自韶关返抵广州，随即连日在大本营召集会议，讨论与决定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会议议决了孙中山北上的四条原则：一、曹锟、吴佩孚为祸国殃民最甚之军阀，“无论何人何系，能有反直举动，以倒曹逐吴为职志者，革命政府当认为同情之友军”；二、鉴于北方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诸人迭电邀请孙大元帅入都主持国是，孙中山“俟后方部署略定，即行北上，共商统一建国方略”；三、分别致电段、张、冯，“勖其乘势铲除曹、吴根本势力”；四、北伐军事行动决不中止，务期尽快攻克湘、赣，肃清直派余孽，同时肃清东江叛军。

　　对于北上之行可能遇到的危险，孙中山也在心里有所准备。他在11月3日途经黄埔军校时对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宣言明确表达了此行的目标：一是努力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二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依靠民众的力量，“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1月13日，在做好各方面的安排后，孙中山与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

 

　　乃为救国 孙中山抱病抵京 

　　11月17日，孙中山经香港抵上海，受到了上海各界数千民众的热烈欢迎，欢迎的群众甚至在马路上整队游行，不断高呼欢迎口号。

　　孙中山的反帝主张和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使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势力十分恐惧和仇视。孙中山抵沪前夕，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公然鼓吹抵制孙中山进入租界。英国的《大陆报》更是肆无忌惮地叫嚷“要驱逐孙中山出上海”。针对这些挑衅，孙中山给予了有力的回击。11月19日，他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除了说明北上的目的在于倡导建立国民会议以作为解决中国内乱之道，还明确指出：“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从11月13日自广州出发，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再经天津抵达北京，孙中山一路上发表了许多讲演，所阐述的政见深得人心，影响广泛。12月4日，当孙中山从日本乘船抵达天津时，两万多天津群众自发到码头欢迎。天津街头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到处燃放鞭炮，人们对孙中山的北上寄予了很大期望。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由于常年劳累，抱病北上，加之沿途讲演活动频繁和旅途辛劳，抵达天津时，终因肝病发作而病倒。在津的26天中，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为了不影响革命大局，不辜负各界的期待以及方便就医，孙中山还是启程赴京了。12月31日，孙中山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当时的北京正值隆冬，但数十万民众、学生不顾严寒，早早地等候在这里欢迎。孙中山忍住病痛，步行下车，含笑答礼。此时的他因病痛的折磨，已无力再亲自发表讲话了，只能请人代读了一个300字的《入京宣言》，重申来京“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随后，孙中山乘车前往北京饭店下榻506号房间，其他随行人员进驻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宅。

　　就在孙中山和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北京的时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北京政变的主要人物、邀请孙中山北上最主力者、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因受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失去了实权，只得宣布离开北京“入山休养”。不久，他又通电全国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和平统一”的一丝曙光再一次被军阀宰割政局的形势所遮蔽，北方的情势变得更为险恶。

　　12月24日，乘孙中山在天津逗留养病期间，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随后又宣布将于次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这个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立、参会军阀占大多数、而将广大民众代表排斥在外的会议，其目的在于重新划分大小军阀头子的势力范围，再次制造北洋军阀一统天下的局面。

　　对此，孙中山予以坚决反对。在段祺瑞抛出《善后会议条例》之前，他就再三申明：此次北上“专促国民会议，求以真正民意图中国之解放、独立”；北上不图权位，“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加入何种会议”；“主张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不能以善后会议代用”。《善后会议条例》出笼后，段祺瑞曾派人携《善后会议组织大纲》赴天津，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坚决拒绝。12月26日，中国国民党发表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各地民众也纷纷表示反对。

　　为了表明和平协商解决国是的诚意，争取人民参加解决国是的会议，孙中山几经考虑，于1925年1月17日向段祺瑞发出“筱电”，表示“为国家前途计”，他不再“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以“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从根本上否定了孙中山的主张。2月1日，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如期在北京举行。在孙中山的指示下，2月2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明确反对善后会议的召开。

　　壮志未酬 一代伟人陨落北京 

　　军阀头子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图一己私利的顽固态度，使孙中山只能与他们斗争到底，然而，这却加重了他的病情。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经诊断已是肝癌晚期，无法手术，医生决定给他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治疗，但也毫不见效。

　　2月18日，在宋庆龄和医生的陪护下，孙中山被救护车送至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用中医治疗。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念念不忘救国大业，反对善后会议的召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在病榻上，他艰难地口授了3份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

　　3月12日，怀着对国家、人民的无限眷恋，和对未竟革命事业的不舍，一代伟人孙中山与世长辞，而北京也就成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站。

　　虽然直到生命的尽头，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理想也未能实现，但他伟大的奋斗精神却为后来者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