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必宏）

　　一

　　刘曼卿，藏名雍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于西藏拉萨。其母是藏族，其父刘荣光（又名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秘书，后在成都班禅办事处任职。1912年，汉藏两军冲突，其家被乱军所毁，举家迁往印度的大吉岭。1918年，12岁的刘曼卿随父母经海路辗转到北京，入北京市立第一小学读书。她天性聪慧，不到半年时间，即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学习成绩也十分优异。小学毕业后，入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考虑到“卫生、教育为西藏所急需”，她又进入道济医院学护士，梦想着有一天重回西藏，改良康藏女子的生活。

　　民元拉萨之乱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唆使下，1912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以十三世达赖的名义，发布“驱汉令”，号召全藏民众将清朝驻藏官员和军队驱逐出藏，1917年、1930年藏军又两度向康区进犯，西藏地方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见疏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秉承孙中山“五族共和”的遗教，制定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对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省地区将实行三民主义，并声明“诚心扶植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

　　十三世达赖喇嘛也逐渐看清了英国的阴谋，开始寻机与民国中央政府联系。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山西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赴南京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表达内向之意。由于语言不通，罗桑巴桑邀刘曼卿担任翻译。在南京会见过程中，刘卿表现从容大方，熟练驾驭汉藏语沟通应答，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几天后，她即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

　　刘曼卿“沉毅勇决，富革命性，平日喜冒险游历，意态豪爽，有古女侠遗风”（黄警顽语）。在国民政府文官处就职后，刘曼卿工作十分努力，但思念故乡拉萨的情愫时时萦绕着她，产生了赴藏调查的想法。1929年6月，她提笔向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呈文，并请其转呈蒋介石，表达了“志愿到康藏调查现状，以供政府参考，整理国防调查”的强烈愿望及爱国爱藏之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藏事十分关注，见此呈文后，立即予以批准，委以文官处官员的名义代表国民政府与达赖联系，传达民国中央政府德意，并向西藏各族作联络宣传工作。

　　二

　　1929年7月15日，刘曼卿由南京启程，取道重庆、成都、康定、昌都，踏上了漫漫入藏路。一路上，她克服各种艰险及地方阻力，竭力向当地喇嘛寺、军民反复宣讲三民主义、中国统一情况，国民政府对蒙藏政策、计划，受到沿途藏族官兵及僧民的热情欢迎。

　　在昌都，刘曼卿遭到当地藏官的阻挠，经反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服，始允她继续西行，向拉萨进发。

　　由川康入藏，这是一次充满艰辛的旅途。山高路远，道路崎岖难行，不时有土匪出现，兼之时值隆冬，大雪封山，刘曼卿深感重任在肩，渴望早日到达拉萨，仍然冒险艰难前行。一路上，她数次遇险。

　　闻知刘曼卿入藏，达赖早已派人到雅鲁藏布江迎接。1930年2月28日，历经千辛万苦的刘曼卿终于到达了阔别18年的拉萨。刘曼卿到达拉萨时，受到西藏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西藏中级以下的军政长官都前来迎接，其盛况为二十余年来所未有。但此时值西藏和尼泊尔之间发生纠纷，西藏地方亲英分子采用各种手段，万般阻挠她会见达赖。刘曼卿便利用通晓藏语的有利条件，与西藏僧俗上层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努力创造与达赖会面的条件。同时，详细了解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经济、军事、社会状况、宗教特点及其与英国的关系等情况。

　　1930年3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在罗布林卡会见了刘曼卿。据刘曼卿所记，见面的时候，达赖对她的态度非常和善，当得知她出生在拉萨，达赖十分高兴，并一改手不触女人旧例，为其摩顶祝福。刘曼卿转交了古应芬致达赖喇嘛函及孙中山遗像等物，并向达赖详细介绍了内地情况和南京国民政府五族共和的政策，转达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关心，希望“以汉藏人之两重资格，从中为之引线贯穿”，使西藏与内地互相了解，仍和好如初。达赖对刘曼卿“为西藏利益而来之善意”大为嘉奖，并表示决不辜负其“万里奔驰之苦心”，“唯此时时不我许，容后当再详细见告”。

　　5月2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在罗布林卡会见了刘曼卿。这一次，达赖喇嘛敞开心扉，向刘曼卿详细介绍了自己对民国中央政府、康藏纠纷、英国人等的看法。他说：“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西藏人民非常感激，“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希望康藏纠纷能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人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兄弟阋墙，甚为不值”。对于英人的利诱，达赖也有清醒的认识，“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之权”。最后，达赖表示西藏将很快派代表去南京，希望民国中央政府能向西藏提供纺织和制革的机器和技术工人。1930年6月，刘曼卿离开西藏，转道锡金、印度，由海路于7月25日返回上海。8月7日到南京，向文官长古应芬报告此次西藏之行的经过和成果，并呈交了达赖喇嘛的复函和礼物。刘曼卿此行往返历时一年，行程约四万里，为汉藏亲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国民政府主席特地向她颁发了褒奖状。刘曼卿也将此次赴藏经历撰书《康藏轺征》出版。

　　三

　　自西藏回到南京后，刘曼卿继续致力于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汉藏两族的团结和亲善。1931年，她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与在南京的康藏人士于10月7日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1932年，刘曼卿代表西藏地方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1932年3月，刘曼卿考虑到“日寇猖獗，国府西迁，康藏远隔万里，传闻失实”，再次向政府请求“前往康藏地方宣传中央德意，并助以共赴国难”，“俾将日寇暴行及政府抗日真相彻底明了，共卫国圉，而释政府西顾之忧”。国民政府遂委任刘曼卿为“西康调查专员”，再次赴康藏调查，蒙藏委员会也聘她为“康藏调查员”。7月到达滇康边境丽江后，因病滞留在滇、康交界处,抱病赴木里、永宁、中甸、阿敦等地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宣传动员康藏同胞抗日,刘曼卿于11月组织成立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自任团长，在云南西北边区及西康省府所属东南北各路地方广泛宣传团结抗日。

　　1938年6月，刘曼卿与格桑泽仁等人发起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到重庆和前方战地献旗慰劳前线抗日将士。

　　1938年10月，刘曼卿决定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入藏宣传抗日，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1938年10月底，刘曼卿一行由重庆启程，到达云南丽江后分两路取道入藏，分别于次年1月底和2月2日到达拉萨。

　　刘曼卿一行到达拉萨后，从三个方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是访问热振呼图克图、军政官员及贵族世家等。面送藏文宣传品，向他们详细介绍抗战以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各省人民和青海、西康、内蒙古、新疆等边地民众踊跃捐款出力，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给予同情和援助等情况，并强调中国各民族同一战线，藏人也应为抗日作后援。二是在宗教阶层僧侣中进行访问宣传。他们利用正月十五日的拉萨传召大法会的时机，分赴拉萨三大寺拜访各高级僧官、法师，介绍抗战情况并讲国家形势政策。宣传团援例敬各寺清茶、灯油之资，以祈祷抗战胜利。三是向民众宣传。宣传团先后在拉萨清真寺回教团体、拉萨小学、西康商人游园会等处公开演讲。还分别访问拉萨市内外各宗头人，并分送宣传品，贴挂宣传画、标语等。此外，还分别在摄政热振官邸、噶厦高级官员詹东官邸、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放映小型影片，“引起西藏僧俗民众广泛注意”。

　　刘曼卿等人在西藏的宣传活动，得到了西藏政教各方支持，收到很好的效果，使西藏上下各界对抗日情形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贵族官员对国难表示同情，僧民和“各寺僧自动诵经祈祷”祖国胜利。

　　1939年6月7日，在西藏宣传四个月之久的刘曼卿一行离藏，经江达、昌都、札雅、贡觉、巴安、德荣、中甸等地，一路宣传，于9月4日返抵丽江。宣传团离藏前，一些僧俗民众将自织的氆氇110余匹，委托刘曼卿带至前方分发给抗战将士。

　　1941年，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刘曼卿这位“足迹遍远东，识汉藏蒙日英印拉丁等文字，多才多智，而气宇萱萱，态度和蔼，常奄然不知足，得不谓东方之奇女子”年仅35岁的生命。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1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