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与共真情深笃-透过孙中山致张静江信函谈二人的情谊

          
(文/ 王俊明) 

  一

  孙中山先生早年学医,曾一度悬壶济世,最终却弃医从政,革命生涯使孙先生行医之事渐行渐远。但为了战友的病痛,他在百忙中,却不忘寻医问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就珍藏着两件孙中山先生推荐医生为张静江治病的亲笔书札。

  其一是1923年1月8日所写,信函称:“接示得悉电医有效,甚为喜慰。前闻该医说,兄所服之止痛药,恐久成毒,切宜戒除,以免深中,虽偶有痛,稍为忍之,较胜于服药百倍。盖所谓止痛者,不过蒙迷脑筋,使不知觉耳,实痛犹在也。云云。今彼所施之电术,既属有效,则当惟彼之言是听,勿服止痛药,勿请他医,专由彼施治。彼言三礼拜当见效,三个月可痊愈。吾信其判断为有把握。望兄一心信之。与之时机,以得尽其所长,而排除三十年旧疾,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此岂为兄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深为拭目望之。”

  其二是1924年6月15日所写,信中写道:“内子回粤称:兄病近来反剧,行动更不自由,殊用为念。兹有医生李其芳,新由德国回来,医学甚深。据称近日德国发明新法用药注射,可愈此病。彼曾亲见一病十二年不能行动者,不过一月便已医愈。今请李君前来诊视兄病,设法医治,如能于一两月内痊愈,则请兄与李君一齐来粤为荷?至于医金药费,由此间担任,兄不必再给也。弟与李医生详谈半日,深信其法为合理而妥善,想必能奏奇效,望兄亦深信而一试之。幸甚!”

  上述两函,虽然字数不多,但字里行间,满怀孙中山对张静江身体健康的关怀和政治上的巨大期望。

  孙中山为何如此关怀张静江呢?因为在孙中山的眼里张静江是“革命圣人”。孙中山对他尊重有加,而张静江二十年如一日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两人之间既有人生的飞扬展开,交错并行,也有着惺惺相惜文人相交的气质。

  

  

  张静江(1876—1950),浙江省湖州市南浔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南浔当地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即家资百万以上为“象”,张家为“四象”之一,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富人家。张公子自幼尚豪侠,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句,自名“人杰”,成为他日后的官名。11岁时因救火不幸摔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不过,他虽身有残疾,却是个骑马和骑自行车的高手。

  由于从小落下残疾,科举无望,2 0岁时,父亲花10万银元为张静江捐了个江苏候补道衔。1902年得到时任驻法公使的浙江老乡孙宝琦提携,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孙宝琦出使法国,此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张静江不愧是商业奇才,到法国一年后,在其父亲资助下,成立了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随着业务迅速扩张,获利无法估算。巴黎许多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位年轻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相识,颇具传奇色彩。据记载1906年3月,张静江从巴黎乘船返沪办理通运公司业务,在轮船上与孙中山不期而遇。在甲板上,张静江在与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男子的交谈中惊奇发现,其中一位个子不高的约四十岁的男子是仰慕已久的孙先生。因为早在出国之前,张静江就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著作有所耳闻。欣喜若狂之际,张静江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面对坦诚的张静江,孙中山打消了戒心,两人由此相识,相谈甚欢。结束航程两人揖别,张静江把地址留给了孙中山,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今后革命经费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A表示法郎一万元,B表示两万元,C表示三万元,如此类推。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孙中山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见到许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那是从心头割肉。而张静江却主动要求支持革命,这会不会也是信口雌黄?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用“A”为讯电知张静江,以探真假。结果一万元法郎如数寄达。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从此以后,孙中山每每遇到革命经费困难,自然会想到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只要孙中山有所请求,张静江即每次均能按约将款寄到。据说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如期举行,在这紧急关头,张静江忍痛割爱将他在巴黎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对此,孙中山感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并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了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把受到捐款后用于革命所需的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细的报告。

  张静江收到长信后,当即给孙中山复函。信中写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信中一句“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让人真切体会到什么是意味深长!难怪孙中山读罢张静江的复信后,深为感慨,钦佩地说:“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民国伊始,百废待兴,但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关键时刻又是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帮助孙中山度过难关。为褒奖张静江等人的义举,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有将张静江的故乡——浙江南浔镇改为“南浔市”之意,可见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富商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张静江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成为中华革命党的首批党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部长,对张的任命中华革命党内曾有不同意见,为此,孙中山坦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对张静江毁家纾难的精神充分肯定。1916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等地,多方筹款,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再度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准备建立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张静江受孙中山之托赶回上海,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但当时情势令他一筹莫展,据廖仲恺报告,已向海外筹借300万元之多,还有国内之筹借,尚未统计。而这些巨额筹借款都是以张静江的声誉和家产作担保,再向国内外友人筹资借款已十分艰难。然而,如果没有大量经费,孙中山想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是不现实的。

  张静江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筹资借款几至山穷水尽。无奈之中,张静江联络上海大亨虞洽卿等共同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利用证券市场的买空卖空方式来筹集钱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张静江无愧为中国证券业的“开山鼻祖”。

  1920年2月4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因有上海诸多大亨的参与,门庭若市,股票行情不断上涨。张静江将股份收入的部分经费,约每月1万~2万元及时划拨给广州军政府,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

  因长期操劳过度,张静江出现上半身不遂之症,这使下肢本就残疾的他雪上加霜。1923年,张静江回到南浔家中养病,孙中山闻讯,十分着急,四处为他寻医问药,反复推荐医生前往给张静江治疗,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让人送到南浔张静江府上,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在孙中山推荐的名医中,特别提到了李其芳。李其芳(1893~1944)别号惠伯,广东惠阳人。广东医科学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历任建国粤军第一军伤兵医院院长,广东医护人员养成所所长。1918年至1922年,留学欧洲,取得博士学位。1924年夏入黄埔军校,任医官、军校军医处副处长。1926年任黄埔军校军医部副部长。同年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医务处少将副处长,第一重伤医院院长。1928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军医部少将部长,军政部军医署副监。1936年退役。1944年春病逝。

  李其芳诊断张静江之病情后,大胆采用新药牛奶精注射,使张静江的半身不遂之症明显好转,但下肢残疾因股骨坏死,已回天乏术。卧床多月的张静江刚能提笔,就满怀感激不已的心情给孙中山复信,并极力赞扬李其芳的医术。

  孙中山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南下广州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因为是时的广州,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黄埔军校成立,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因此,孙中山希望张静江能到广州,而张静江也盼望身体康复后早日加入南方的革命洪流。

  让张静江始料不及的是,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开广州北上。由于数十年奔走革命,艰苦备尝,孙中山积劳成疾,到北京不久就因肝病复发住入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到孙中山病危急电通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两时,在孙科陪同下来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坐着轮椅出现在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行动又不方便,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可谓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这一握尽成诀别!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张静江悲恸欲绝。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香山碧云寺暂厝。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上下款长联一幅: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孙中山早就表示希望百年后葬于南京紫金山,在弥留之际,仍以归葬紫金山嘱咐家属及侍疾者。为了却孙中山死后安葬南京紫金山的心愿,北京治丧结束后,1925年4月4日,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推定张静江、汪精卫、林森、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杨庶堪、邵力子、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等12人为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4月18日,在上海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4月23日,张静江、宋庆龄、孙科等由上海抵宁,亲登紫金山实地勘察。回到上海又于4月23日晚,召开葬事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紫金山中的茅山坡为墓址所在地。据记载,从1925年4月18日至1929年6月18日,葬事筹备委员会一共召开了69次会议,诸如选址、经费、陵园设计方案征选、工程承包等一系列大事详加讨论,作出决定,付诸实施。而张静江拖着病体亲自着手办理南京中山陵的选址、定方案、筹备资金、挑选承建单位等事项,直到最后的“奉安大典”全部完成,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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