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蒋 梅）

　　一

　　王可风1911年8月27日出生于安徽萧县。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萧县、萧宿铜灵、邳睢铜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研究部研究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可风于1950年5月调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年底，遵照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受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委派，王可风到南京接收原国民政府国史馆和政务院接收指导委员会南京临时办事处档案组，筹建了二史馆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并担任史料整理处主任。

　　刚调到新的岗位，又担负着领导业务工作的责任，当时已经集中的档案就有几十万卷，而全处工作人员仅有几十人，很多人又没有档案工作经验，如何开展业务工作成为王可风面临的一大挑战。王可风不以领导自居，把自己当成档案战线的普通一员，开始了一位史学工作者对档案馆管理工作的探索之路。

　　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档案和国民党政府遗弃的档案收集集中起来，加以整理，除提供现在的人民政府各部门调用外，进一步将其中有用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用”，即承担民国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利用双重任务。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后，王可风即全力以赴开展民国档案的收集工作，亲自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从东南海疆到西南云贵山区，接收了国民政府散弃于广州、重庆、昆明等地的大批档案资料，将流散在全国各地的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接收进馆，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丰富的馆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将档案接收进馆的同时，王可风带领全处人员大力开展民国档案的整理工作，制定了整理工作的原则，创造性提出整理工作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经过全处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至1964年南京史料整理处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止，已基本完成馆藏的初步整理工作，并编有案卷目录。整理工作“两步走”的战略，加快了档案整理工作的步伐，为民国档案的开放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适时的、正确的、有战略意义的科学决策。

　　二

　　王可风早年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50年5月调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继续从事历史研究，曾与荣孟源、刘桂五、彭明等合编《中国近代史》。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王可风深知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作基础，有丰富的史料，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使研究取得很好的成果，否则，只能说空话，就不能有什么好的成就”，“革命历史档案记录着党和革命政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一切情况和战果，旧政权档案除了记录反动统治者阴谋和罪恶以外，也反映着全国人民过去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所以，档案不仅是国家机关为生产建设政治建设经常需要查考，而且科学研究工作也多需要利用。档案是最好的史料，写历史必须注意利用档案”。

　　1956年3月，王可风提出的《关于南京史料整理处12年远景规划的意见》，将开展文献公布工作和编纂出版业务书籍列入了工作计划之中，计划从三个方面公布所藏民国历史文献：出版定期的文献丛刊，试办期间内部发行；不定期的专题长编，即关于一个问题的大型的历史文献汇集，可公开发行；不定期的史料丛书，即将许多个较小问题的史料单册，汇成丛书，可公开发行。

　　1956年6月，中央政治研究室为了为中共中央编中共党史提供国民党及其旧政权方面活动的资料，指示南京史料整理处根据所藏旧政权档案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并提出了编选的原则和方法。据此，在王可风的领导下，南京史料整理处专门成立了现代政治史资料组，下设资料汇编组和大事月表组两个小组，分别负责《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的编纂。

　　1956年7月，《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的选编工作开始。经过3年半的努力，至1960年年底，《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全部编选完毕，并打印成油印本。四辑共收录档案文件7000余篇，约计2100万字。《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也是从1956年7月开始编写，至1959年9月，完成了报刊资料的编写，约计520万字。其后，编写组又花费了半年时间，对已编写的大事月表补充档案资料200余万字，共计800万字。

　　上述《汇编》、《大事月表》编辑制作成油印本后，即送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科学处、国家档案局审阅，并赠送部分综合性高校历史系，作为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内部参考，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为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的学术界提供了第一手最直接的档案资料，其规模宏大、政治性强、史料价值高，发挥了重要的史证作用与资政功能。其中《汇编》还成为毛泽东藏书之一，并为后来修订扩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奠定了基础。

　　此外，王可风还组织人员编选辛亥革命以来专题史料丛书，以每个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地整理编选有关的档案史料，是为专家研究提供更多资料而编辑的，计划有100至150个专题，从1960年开始编选，陆续编选成辛亥革命、白朗起义、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混战等30多个专题。

　　为使民国档案史料发挥更多的作用，让近代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这些资料，南京史料整理处计划陆续修订铅印出版。王可风带领史料整理处制订了详细的修订原则和出版步骤。根据原则对油印本的资料进行增补和删除，并对涉及当前政治斗争、统战人士、国际外交而需要保密不宜公开的资料，慎重妥善处理，避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在档案史料编纂工作进程中，王可风深入探索各个环节，概括总结出编辑工作的十个步骤和六个注意事项。这些编辑经验凝结了王可风的心血和汗水，是王可风锐意进取、不断探索的结晶，不仅对推动当时史料编辑工作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指导编辑档案史料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今天的史料编辑工作依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

　　王可风以一个史学研究者所具有的丰富历史知识，从事民国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深知民国档案的史料价值。他强调，“档案文件是第一手材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一般公开报刊上的记载往往有错误，根据档案资料才予以订正；有的一般不知真实情况，根据档案资料才发现秘密”，“研究历史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只有有了丰富的史料，才能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从档案史料入手研究历史，撰写并发表《从孙中山的遗墨中看他辛亥革命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瞿秋白烈士被俘的日期和地点问题》、《辛亥革命史料七篇笺介》、《〈陈天华绝命辞〉校记》、《关于曲阜衍圣公府档案》等文章。

　　另外，他还对档案史料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熟读刘知己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著作，在整理民国档案的同时，深入探索档案史料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概括，写出了多篇论文，如《史料学概论》、《史料学应成为一门科学》等。他认为，首先建立档案史料学是客观需要。其次，档案史料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即档案文字史料。第三，史料学有明确的任务：研究史料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研究史料工作的规律。档案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如何将过去遗留下来的史料进行收集、整理、论证、鉴定，为历史学家提供全面、可靠的史料，使其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过程和规律。第四，史料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它既是历史学的辅助科目，又是历史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他不仅自己刻苦钻研，勤于探索，还结合自己亲身体会，鼓励全馆档案工作者进行科研活动，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全体人员，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为此，写了《档案工作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历史研究和档案工作》、《谈谈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等文章，阐明档史结合的重要性，督促全体职工加强学习，形成了钻研业务的好风气。

　　四

　　作为二史馆的主要创建人，王可风主持的民国档案编研工作及经验总结，奠定了民国档案史料编辑工作方针与规划的基础，锻炼了新中国第一代民国档案史料编辑队伍，培育了档案史料编辑者科学的治学方法、正确的政治态度、优良的史学传统。王可风提倡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推动了全馆档案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二史馆档案工作者继承和发扬王可风档史结合、严谨治学的作风，依靠馆藏数量浩大的民国档案史料进行出版及研究，编研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基础上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12—1949）》，成为迄今为止在民国档案史料出版方面最为全面的一套综合性资料汇编。2007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总顾问的《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共300册）出版，在海峡两岸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有关专家誉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台湾文献整理成果之一”。2011年，二史馆又先后推出《北洋政府档案》、《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两套大型影印史料出版工程，为研究北洋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至今，二史馆已编纂出版民国档案汇编、丛刊、图片集等140多种，并出版多部史学论著，在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以及民国史料学领域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海外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10016）

　　参考文献

　　1．施宣岑、华明编，《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2．曹必宏主编，《光辉历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0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