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蒋 梅）

台湾爱国诗人吴子瑜

　　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赠送给应邀访问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的特殊礼物，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连战祖父连雅堂先生于1914年向民国北京政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及更名连横的档案复制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民初台胞复籍问题引起海峡两岸各界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揭去这段历史的封印，我们发现与连雅堂先生一同办理复籍手续的还有一人却仍鲜为人知，他就是日据台湾时期的爱国诗人吴子瑜。

　　一

　　吴子瑜(1885—1951)，字少侯，号小鲁，台中东势人。其出身豪门，为人豪爽阔绰，人称“东碧舍”，即台中阔少之意。位于台中市东区后火车站一带的德安购物中心，是中部年轻人喜爱的购物、逛街场所，这栋高耸的百货大楼前身曾经是台中一带著名的“吴家花园”，花园的主人即吴子瑜的父亲吴鸾。吴鸾，光绪年间监生，是当时东大墩（今台中市）的首富，人称“吴部爷”，曾参与台湾兴筑建府工作。1889年内，台湾巡抚刘铭传决定在东大墩及桥仔头庄（今台南市区）一带兴建台湾省城，由知县黄承乙设计监造台湾府城，雾峰林家林朝栋指派役兵修筑城垣，吴鸾为建府经理，负责筹款计划建筑。当时规划八门四楼，分别通往当时的大户人家，包括雾峰林家、太平吴家、林家等。为了建城时期送来迎往及接待官员，吴鸾遂在“新庄仔”（今台中市后火车站一带的新庄里）兴建宅邸，其间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称“吴家花园”。另建一座“天外天”戏院专用于招待亲朋好友的娱乐场所，光复后曾一度改为“国际戏院”，目前已被拆除。吴鸾不仅富甲一方，还生性慈悲、喜好放生，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放生乌龟的趣事。一些好事之徒知道吴鸾喜好放生，常常把其放于放生池的乌龟捉去再向他兜售。后来，吴鸾发现其中的奥妙，便在放生的乌龟壳上刻上记号，自此就少有人向他兜售乌龟了，这成为当地的美闻趣谈。

　　1921年，吴鸾过世，在大陆各地经商的独子吴子瑜返台接管家产。遵照其父遗嘱在台中太平冬瓜山下建造祖坟、扩建别墅花园，历时六年始完全落成。吴家花园占地十余亩，四周修筑粉墙，院内建有厅堂、喷水池、石桥、亭台楼阁等，种植五百多棵荔枝树，当年规模不下于雾峰林家。后吴子瑜加入栎社，经常以此作踏青之地，召集东山诗会以文会友，“遂成年例”。张丽俊在《水竹居主人日记》中有如此记载：“视乎全岛中富豪子弟，视才如命挥金如土者，不啻霄壤之别也。”吴子瑜生平所撰诗作，今日尚未见诗集刊刻，多散见于报刊中，内容多藉作诗的机会宣泄对日人的不满不平、对家国的凄凉之情。

　　由于经商缘故，1943年以前吴子瑜多次往返大陆与台湾岛间。1935年全家迁居大陆，后归台长居东山别墅花园内。在大陆期间，曾与孙中山有过往来，多次捐资襄助革命。吴子瑜还参加了在京台湾人组织的“北京台湾青年会”，支持台湾岛内民族主义活动。

　　二

　　1912年11月，民国政府颁布国籍法，很快得到了日据下台胞的认同，吴子瑜等台湾同胞冲破重重阻挠申请恢复祖国国籍即是有力的明证。

　　在日据台湾时期，每一个台湾人都必须面对祖国认同的问题。对于被动取得的日本国籍，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在情感和认同上会面对“我不是日本人”或“我是日本的二等国民”的选择。他们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对清政府割台、弃台自保怀有不满和怨恨情绪，对“弃地遗民”的身份耿耿于怀。绝大多数台湾人都以做中国人为骄傲，都希望推翻清政府、革命成功，期盼能够高声欢呼“我是中国人”的这一天。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吴子瑜便毅然脱离日本国籍，取得了中国国籍。

　　1912年，在上海经商的吴子瑜邀请连雅堂先生和表哥林子瑾在上海“张园”聚会，革命党人和文人经常在此聚会，他们在此结识了不少人。当时孙中山经辞职后已正式解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8月孙中山到达北京，9月黄兴到达北京，10月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也到达北京，北京一时成为全国及海外关注的焦点。吴子瑜和连雅堂因有事暂留上海，林子瑾获悉民国政府迁往北京后即赴京。到达北京后，林子瑾得知国籍法公布，当机立断恢复了中国国籍。林子瑾与连雅堂、吴子瑜相约，他愿作为吴、连复籍的介绍人和保证人。1914年初，三人在北京相聚，住在北京南城的晋江邑馆。吴、连二人急切盼望恢复中国国籍，1月31日，由林子瑾引路去内务部一起办理了复籍手续。

　　关于吴子瑜申请复籍及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批复、办理经过的原始档案资料现保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包括：（1）呈请回复福建原籍的《呈请书》（并附有《愿书》和《保证书》）。《呈请书》主要内容是：“具呈人吴子瑜（现改名世勋）原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蔡社，现籍日本台湾台中厅台中街，现住北京南柳巷晋江邑馆。为呈请事，兹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国籍法施行规则第十二条所规定呈请许可复籍，理合另具愿书及保证书。谨呈内务总长鉴核施行。吴子瑜（现改名世勋）。现年三十岁。中华民国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保证书》由当时住在北京南柳巷晋江邑馆的李聪海和林少英（即林子瑾）两人出具，其主要内容是：“为保证事，兹因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吴子瑜（现改名世勋）愿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施行规则第六条所规定回复中华民国国籍，查与中华民国国籍法相符，甘愿出保具保证书。此证。……中华民国三年一月三十一日。”（2）内务部复籍批文。批文主要内容是：“原具呈人吴子瑜呈悉所请回复福建龙溪县原籍一节，自应照准，除由部注册并令行福建民政长转饬该县备案外，并将复籍执照填给，仰即具呈遵领合行批示。……中华民国三年二月四日。”（3）复籍指令。（4）个人领取复籍执照时所写的收条。（5）《更名呈请书》。（6）内务部的《更名批文》。（7）内务部的更名指令。

　　吴子瑜等人恢复中国国籍这一举动说明了台胞认同祖国的天然向心力，反映了日据时期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国认同感，也反映了他们盼望祖国强大的强烈愿望及想为国出力、报效祖国的决心。1922年，吴子瑜参加在京台湾人组织的“北京台湾青年会”。虽然该会会章规定以“谋求会员间的意志沟通，奖励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但其与台湾岛内“台湾文化协会”遥相呼应，极力支持民族主义的启蒙运动，支援台湾岛内的抗日活动。

　　三

　　吴子瑜复籍更名的行动不仅源于其祖国认同感，还与其所受的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吴子瑜的父亲很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即使在日据时期其父仍督子继续读私塾求学，为其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并养成根深蒂固的祖国认知感，这在吴子瑜后来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中有更深入的体现。

　　日据时期，殖民统治者在文化上厉行同化主义政策，对台湾人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横加扼制，这些殖民统治措施，激起了台湾同胞的强烈反对，台湾知识分子则用保存和宣传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灿烂文化同台湾当局的奴化教育对抗。早在20世纪中期，吴子瑜就加入诗人林痴仙等人于1902年在台中雾峰创办的汉诗诗社“栎社”，参加该社的多是痛台湾沦丧和眷念祖国的文人，每年春秋佳节，以汉诗吟咏唱和，冀以保存中华文化。诗社虽然表面上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实是利用诗人集合的机会，相互交流思想，对于日人的暴政作彻底的批评，激发民族意识。栎社社友连雅堂在《栎社第一集》序言中写道：“海桑以后，士之不得志于时者，竞选与诗，以写其无聊之感，一唱百和，南北并起，其奔走而疏附者以十数。而我栎社屹立期间，左萦右拂，蜚声骚坛。”作为日据时期台湾三大诗社之一的栎社，不论社员的政治参与，或是社员的平均创作素质、诗歌成就，被认为是当时最富声誉、最能引领风潮的传统文学社团，在三大诗社中最具批判性格和抗议精神。吴子瑜作为栎社的重要会员，从财力和文学两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栎社活动，将栎社发展壮大。

　　吴子瑜东山别墅落成后数年，不仅常在其中举行栎社诗会，还常召开“三三踏青会”“重九登高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在台湾诗坛居主导地位的雾峰林家，曾几近被吴子瑜所取代。自1926年至1937年间，由吴子瑜所主办的大小诗会约30次，张丽俊称赞他“性豪爽，人慷慨，好吟咏”。1931年4月26日，在其东山别墅举行栎社成立三十年纪念诗钟铸成初撞式，并由其女吴燕生登坛揭去钟上黄幕，春会可谓盛况空前。1935年，栎社的灵魂人物傅锡祺在《栎社友人吴子瑜先生五十寿序（乙亥八月）》一文中，说子瑜道：“声名藉着于诗界之中，丙寅初秋，依推荐而置籍与我栎社，是益肆力为诗，岁岁上已踏青，重九登高，广邀全台同好之骚人韵士，高会东山别墅，其往来尤密。诸友小集别墅或怡园，拈韵分笺者，殆无虚月，为计所作，不止成千，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当可作古称三不朽之一也。”直至日据晚期，栎社的活动还是往往在吴子瑜的处所举办。由此看来，吴子瑜凭借其强有力的资金支撑，聚集着台中精英知识分子，宣扬民族意识，为台湾人民免遭日本同化的噩运做出不懈努力，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时至今日，台湾北中南都仍有一些人弦歌不辍，诗社定期聚会，征诗活动也还进行着。

　　可惜，吴子瑜的诗作散见《风月报》《诗报》等，未结集出版，很多诗作都已散佚。关于吴子瑜的资料也如他的诗作散佚情形相同，所见零散资料无法全部呈现一代名流丰富绚烂的人生，但透过相关资料的不断发现，相信吴子瑜等先贤的全貌将会更为清晰地呈现，正如一份百年前申请复籍的档案揭开一段爱国台胞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一样。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田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