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楠楠）

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

　　易培基（1880—1937），又名易寅村，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我国首所外语学院），后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并担任校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共产党人都是他的门生故交。易培基曾两度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25年故宫博物院创建后，他担任院长，一干近十年，是他一生中饱受酸甜苦辣、命运多舛的岁月，最终积郁而终，客死上海，而这主要缘起于一起所谓的盗宝案。

　　一

　　易培基于1928年6月14日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接管故宫博物院，次年3月就任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告急。为谋院藏文物之安全，易培基力排众议，力主文物南迁。而他被控盗宝，是在1932年8月故宫第三次处理(当时叫处分)库存多余物品之后。当时，宫中积存清宫遗留物品很多，有部分与历史文物无关，如金砂、银锭以及破损的金银器皿、绸缎、皮货、茶叶等，这些物品已存了几百年或几十年，行将腐坏变质。因此，理事会于1929年4月10日决定将这批物品作价处理。当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了这个决定。在处理过程中，监察、检验十分周密，临卖前还公开展览两周。然而，就在第三次处理物品后半个多月，即有人向北平政务委员会匿名控告易培基擅自处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当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派监察院监察委员周利生、高鲁等来平，到故宫博物院调查处分物品情况。1933年1月，周、高向国民政府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弹劾易培基处理金器非法，并指控在处理残破金器时打折扣，从中舞弊。不久，故宫里就有人传出，匿名检举的人可能是本院理事张继夫人崔振华。

　　张继所以插手这一案件，在于张继对易培基既有“旧恨”，又有“新仇”。“旧恨”是国民政府1929年2月公布易培基为院长前，院理事会开会研究院长人选时，曾推举张继为副院长。后因有人反对，易培基认可，国民政府1929年2月公布院长人选时，只

　　宣布易培基为院长、张继为常务理事兼文献馆馆长。因未当上副院长，张继深恨易培基。“新仇”是筹划故宫文物南迁时，张继曾建议文献南迁工作由他主持，两万元文献迁移费由他支配经管，后李宗侗（易培基之婿）被派往上海接洽南迁事宜。途经南京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接见了他，当听说部分藏宝要运往西安时，宋院长推翻了这个主张。李宗侗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张继听到宝物运西安之事泡汤，怀疑李宗侗从中捣鬼，从此迁怒于易培基翁婿。

　　1933年1月，张继及其夫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崔振华等人指使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检察官朱树森等，指控易培基“盗宝”。易培基对此表示不甘，向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递呈反诉张太太（崔振华）诬告的诉文。诉文刊在1933年10月18日《申报》上，标题为《张崔振华控案，易培基提反诉》，文中称：“张崔振华告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一案，兹悉易氏于昨日上呈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控告张崔振华及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通同舞弊。”次日，《申报》再次刊出易培基的反诉呈文。然而他的反诉呈文并未得到最高行政当局的重视，原因是有汪精卫在背后给张继、郑烈撑腰。与此同时，张太太恃强凌弱，得寸进尺，再度诬告易培基曾将一批藏宝私自赠予张学良。她还使用两面手段，暗中派人与李宗侗联系，放出风声：“只要易培基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往后双方互不攻讦，休兵罢战。”6月，易培基被迫提请辞去院长职；7月，民国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易辞职；8月，“中政会”决议故宫博物院及其理事会改隶行政院。“盗宝案”愈演愈烈，众口铄金。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易培基，南京地方法院传其不到，以重金雇用一落魄画家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凡认为不是真品或名实不符的，便指为易培基所盗换。而善后委员会的“点查报告”，由于时局紧张，时间仓促，且参加点查者外行居多，因此物品名目登记极其简单，不少名目有差错，如将铜镀金认为金质，将料器认为玉器，将古铜尊当成古铜痰盂，将古铜鼎当成香炉等等，所以只能算是最粗略的点查。检察官亦不分是非，见到珍珠脱落的，就说是易培基盗去的，见到登记碟”，不是碟子，便说是盗换了。如此这般，凑成名目繁多的一大罪状。据此，法院发言人武断言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这让易培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次年春末，易培基在上海给北京的吴瀛写信，哀叹世态炎凉，法纪废弛，“不仅无昭雪之望，且已倾家荡产，以后生活亦呈成问题矣”。

　　二

　　1933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易培基，易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过着痛苦的蛰居生活。1937年9月，首都地方法院又对易培基提起公诉。那时上海“八·一三”事变已发生，日本人听说易培基住在租界里，便前往造访，威胁利诱，请他出面。易威武不屈，以日语痛斥侵略者，表示了与日寇誓不两立的严正立场。易培基病重时，扶病写了一份遗呈，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转呈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他在遗呈中扼要诉说了蒙冤原委，最后恳请道：“……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视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泉衔感。垂危之言，伏乞鉴察。”

　　1937年9月22日下午七时，易培基忧愤交加，肺病复发，糖尿病亦加剧，含冤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日夜牵挂、日夜思念的故宫博物院事业，终年只有58岁。他临终追怀“培基自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十有余年”之遭际，深忧“国难日深”之现实，百感交集，喟然曰：“培基横卧江滨，亲闻鼓角之声，报国有心，抚膺增痛。”当时易培基身边只有老妻杨氏和老友吴浪先生的女儿照料，景况十分凄惨。“清室善后委员会”检察员吴稚晖先生闻讯赶到，见状声泪俱下，悲愤填胸，提笔泣挽:“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字里行间，对“卖友客”及其悍妇为谋夺故宫院长职务而不择手段，致使易培基沉冤而死，表示极大的愤慨。

　　易培基虽死，而造谣生事之辈仍不甘心，又在报上散布消息，说易培基是假死，实际已逃亡大连，投靠日本人。消息传出，南京最高法院派人到上海殡仪馆调查，才断定报纸造谣。据载，蒋介石对此案心中有数，说:“易是书生，岂可诬为盗，此案应慎重处理。”但由于案子涉及的双方均为政府要员，所以蒋介石不想干预，只是袖手旁观，一任事态发展。1947年冬张继去世，“最高法院”急忙在1948年1月登出了“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公告了事。此案前后共拖延16年之久，最终竟以一纸公告草草收场，此后南京司法界就再也不提此事了。

　　三

　　时过境迁，公理彰显。

　　接替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的马衡先生在“易案”后，在《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列举许多历代的书画名家、风雅帝王如怀素、米芾、董其昌、宋徽宗、金章宗、清高宗等关于书画鉴定的理论及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之书画、碑帖，虽名头不小，但品质低劣、名实不符之物之实例。马衡先生所列举之实例，足以论证书画之赝本自古有之。帝之家、社会贤达所藏，大多来自民间，当然不乏赝品。且马衡先生在《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中曾手书《附识》一页，开宗明义“此文为易案而作”。故南京地方法院武断之言自然是荒谬无比。

　　当年曾协助南京地方法院检查故宫迁沪文物、现在台湾的那志良先生在其著作《故宫四十年》及《抚今忆往话国宝》中都谈到易培基案，认为法院把检查出来的赝品、伪画都作为易培基盗宝的罪证而封存是错误的。他认为：（一）法院检查易案应是检查易培基有没有侵占及盗换故宫字画的证据。鉴定的时候，只要查明字画上收藏家的收藏印不假，清帝的鉴藏宝玺不假，清帝或前人的题识不伪，这幅画就是真的，都与易培基无关。（二）故宫原藏书画中，就有伪品，有的是款伪、有的签题是宋人画而笔法不类宋人、有的时代伪、有的是伪作，不一而足，清室都藏的有。（三）担任鉴定字画的黄宾虹先生也有鉴定错的，如马麟的名作《层叠冰绡》《宋元宝翰》册及《元明家尺牍》册等等，都被黄先生视为伪作；或签上写的“宋人”而画上有明人笔意，就都作为假的。这样，所有被黄先生断定的伪画，无论原属清宫旧藏，或实为真品而被误定为伪品的，都被法院作为易培基盗换掉的罪证封存起来，列入所谓鉴定书中。

　　另外，著名法学家江庸先生所著《故宫盗宝案》、吴瀛先生所著《故宫盗宝案真相》，对易培基受诬蒙冤亦述之甚悉。

　　一代著名教育家、文物学家、在中国博物馆事业上有卓越建树的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尽管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当时未得昭雪，但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几年间的卓越建树，在古物南迁工作中所表现的毅力及付出的经历，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他主持故宫多年，国宝毫发无损，账目清晰。他一生的光辉业绩，是永远无法被掩盖的。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田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