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

          

文/ 刘楠楠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为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精品避敌西迁,但仍有诸多文物留在故宫。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觑觎的境况下,张庭济奉命留守,监护留存北平的古物,他以故宫博物院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带领故宫留守人员维持着故宫的运行,与敌伪周旋,虽然经历了献铜献铁、院长之位争夺等风波,但院藏文物并未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为故宫博物院,为保护珍贵文物,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庭济,1895年生,字柱中,号柳西、瘦石山人,原浙江平湖县秀溪七星村(今平湖市新埭镇溪漾村)人。张庭济是家中长子,天资聪颖。对其期望甚殷的父母曾先后把他送入上海麦伦中学、天津北洋中学就读。1917年,张庭济成为北京大学英文专业的一名学生,师从辜鸿铭、胡适、杜威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爱国青年的张庭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之一,也是在游行途中被指派去美英等国驻华使馆递交说帖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北大毕业后,张庭济留校担任英文教师,后又先后去河南焦作及浙江嘉兴、杭州、宁波、金华等地任教,1927年,回家乡平湖任该县教育局教育科科长。但因社会黑暗,性情耿介而又满怀抱负的张庭济始终难以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愿望。

  1934年8月,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先生的引荐,张庭济回京担任故宫博物院秘书,从此,张庭济便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也开始与故宫紧密联结在一起,哪怕是在被日伪占领条件最为艰苦的沦陷时期,张庭济也没有离开故宫,反而悉心尽力,艰难维持着当时北平故宫的运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日寇在华北肆虐。尽管故宫精品文物早已分批迁移,但是故宫留存的文物中仍有诸多精品,留存文物的安全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奉命留守,以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他与故宫留守人员一道,遵循原有体制进行工作,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在北平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故宫留守人员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故宫现状,寻求保护。行政院于1937年11月训令称:“折呈悉。经提出,本院第335次决议: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故宫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西迁的人员那般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是处境艰难,但他们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马衡院长在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曾报告:“北平本院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告陷时起,即密饬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北平沦陷时期,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故宫博物院内外受敌,历经风波。

  七七事变之后,汪朝宗等组织地方维持会,由前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担任该会文化组主任,强迫故宫接受补助费,想藉此干涉故宫内政。迫于形势,张庭济不得不相机应付,勉强接受,以维持故宫运行。其间,日本关东军发现故宫内藏有光绪修会典时所征集的车臣汗图,强行要求调取携出,经再三交涉,故宫方面答应给出拍摄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满意,令钱桐、武田熙桥等人来院强取,张庭济根据院章与之据理力争,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几近导致事变发生。迫于日方淫威,故宫最终答应借用三个月,但要钱桐等三人先立临时借据,再由日方使馆补具正式借据,且到期后即刻收回。不久,载涛、载润等人以修谱为名,来故宫索取玉牒,被拒后,日伪派祝瑞霖前来交涉,亦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严词拒绝。另有内部人员勾结敌伪多次兴风作浪,但都被一一阻拦,始未得逞。1938年6月,日伪宪警曾两次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面对日伪宪兵的野蛮行径,张庭济处长在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部分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的同时,积极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追讨回部分书籍。

  经过数次挑起事端而未成,日伪逐渐知晓故宫章制齐备,之后虽觊觎故宫,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故宫古物得以免受损害。直到1944年,一场所谓的献铜献铁运动再次使故宫陷入了危境。此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迅猛攻势下,日军的战略物资紧缺,为征讨军用物资,日伪成立了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向各家各户及所有单位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之用。故宫亦难逃此劫,尽管多次抵制,但迫于压力,并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最终还是不得已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近2000斤交了出去。然而,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张庭济带领故宫留守人员一同努力,将故宫辖区内的200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下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后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被劫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本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但“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在日伪政权强制故宫献铜献铁的过程中,张庭济及故宫留守人员随时随事应付,并多次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求情求助,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才终“以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牺牲次品保全上珍为主旨”,虽未能保护文物完整无缺,但最终保存下历代的铜缸铁炮精品,炉鼎、像设等珍品也毫发无伤。

  

 

  在北平沦陷之后,各方势力对故宫博物院院长之位虎视眈眈。日伪想任命一名亲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遭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强烈抵制。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克敏曾想自任院长,由张庭济代行职责,张庭济坚决拒绝,王克敏最终未能得逞。

  觊觎故宫院长之位的不但有外寇,更有内贼。北平沦陷后,在张庭济的领导下,绝大多数故宫留守人员保持着民族气节,坚守故宫,但仍有少数心怀不轨之徒。故宫里的职员,原清醇亲王载沣的家奴张某之子张国靖就是其中一人,他与原摄政王府的大管家相勾结,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势力接管故宫,圆自己做故宫院长的美梦;而大管家则想通过张某,帮助日本人将势力渗入组织严密的故宫。两人沆瀣一气,互相利用。张某到处贿赂收买留守人员为己所用,对不愿依附者则打压排挤。张庭济见情势不妙,便找到在华北伪政权任职的熟人汪时璟,请他帮忙阻拦拖延此事,等待上级任命。

  院长任命之事拖了很久,直到1942年6月才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任命祝书元为代理院长并函达故宫。同时,强迫张庭济与其合作。张庭济鉴于既成事实,无可反抗,为恪遵密令,尽力维持,保全库藏文物及故宫建筑,提出必须做到章制不变、组织不变、旧员不裁,并声明不接受新委任,才同意留任总务处处长。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庭济所取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张庭济和故宫留守人员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不畏强权,矢志不移。

  既然伪组织接管了故宫主持院务,日本人也就不再插手故宫事务。在祝书元主持院务期间,仍由张庭济负责具体的院务。张庭济带领留守人员,对古物、文献、图书三馆工作合理调整,并重新布置展馆,继续开放故宫,迎客参观游览,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全院工作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艰难推进,故宫的整体事业也在磕磕绊绊中得以有序维持。

 

 

故宫博物院历变八年简略报告(1945年6月)(节选) 

 

  故宫在风雨飘摇中摆渡了暮霭沉沉的北平沦陷时期。1947年9月3日,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讲演时说:“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命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地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和故宫留守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故宫博物院的院务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成就为故宫日后的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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