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台湾后，殖民统治当局通过设置“隘勇线”、建立警察政治等对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实施高压统治。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为了保卫家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1930年的雾社起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日史诗。
雾社人民受尽压榨
雾社位于台湾南投厅埔里社支厅管辖区浊水溪的上游，地处深山峻岭。雾社人属于泰雅族中的分支赛德克族，分为马赫坡社、多闻社、西波社、塔洛湾社、荷戈社、罗当社等11个社。日本殖民者为加强对雾社地区的统治，在雾社四周构筑封锁线，架设电网，建置了18个警察所。同时设立学校、邮局、旅馆、医疗机构等，并通过设立“番童教育所”等对雾社儿童施行奴化教育，企图将雾社建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化殖民统治的“示范”中心之一。
1930年，日本殖民者为举办“台湾神社祭”，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雾社人民进入森林砍伐、搬运木材。森林是雾社人民的信仰圣地，巨木是他们的守护神灵，砍伐巨木等于摧毁他们灵魂的故乡，因此，他们被迫进山伐木时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担心引起神的震怒而遭到报应。为使树木完好，日本警察不允许伐木人拖拽树木，而是肩扛手抬下山，有不愿入山的雾社人民竟被日本人当场打死。早对日警心怀不满的雾社人民群情激愤，反抗之情暗流涌动。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场“敬酒风波”，让双方的矛盾达到极点。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莫那举行婚礼，一名日本巡警以达多刚杀过山猪的手“肮脏”为由，拒绝他递过来的酒，并用警棍殴打他，双方因此发生冲突。事后，莫那·鲁道深恐日本警察借机制造事端，牵连他人，于是带着儿子两次到警察所赔礼道歉，却遭拒绝。日本警察不依不饶，扬言要上报报复。眼看事已至此，莫那·鲁道决定号召人民发动起义。
雾社起义主要领导者莫那·鲁道（中）与其长子（左）、族兄（右）合影
莫那·鲁道领导起义
参加起义的有马赫坡、塔洛湾、荷戈等6社1200余人，其他各社也有部分群众参加。莫那·鲁道作为起义的领导人，将起义时间定在10月27日，当天是日军侵台时战死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忌日。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将这一天定为“台湾神社祭日”，每年都要举行“神社祭”，而雾社公学校是台中地区日本人每年度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会场，届时台中地区日本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将悉数到场，为起义者将其一网打尽提供了绝佳良机。
10月27日凌晨，雾社起义军先是切断周围电话线，破坏交通要道，拆毁铁路桥梁，之后分头袭击日军设在深山区的警察所。上午8时，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以日本台中地区“理番课”顾问宫里正卫为首的日本军政官员乘车进入公学校。正当小学生及其家长被迫唱起日本国歌时，一名起义者潜行到宫里正卫背后，手起刀落，将其斩首，埋伏在运动场内的起义者随即冲上主席台斩杀日本人。埋伏在场外的起义者闻声杀入场内，与场内义民里应外合，将场内敌人斩杀殆尽。雾社起义最终袭击日本警察所13处，杀死日本人134名，伤26名，夺取枪支180支、弹药2.3万发，引起日本殖民者强烈震惊。
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
台湾总督府接到消息后，迅速组织警察队前往镇压，并命令军方支援。台湾军司令官渡边锭太郎于27日下午3时，派出3架飞机进入雾社侦察。28日，警察队封锁雾社各个出口，军方部队于当日凌晨抵达埔里社。
31日，日军向雾社发动攻击，先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村内房屋纷纷倒塌。在日本警察队与军队的联合攻击下，雾社人民退至深山，凭借马赫坡、塔洛湾的有利地势与日方奋战。11月18日，日军出动驻扎在台湾屏北基地的陆军第 8 飞行联队，派出5架川崎乙式战斗机转场至埔里机场，对雾社义民进行毒气轰炸。在此后3周时间里，日军共投掷普通炸弹和毒气弹 800余枚，雾社山林谷地内毒气熏天，尸骨累累。经过40多天的战斗，雾社人民损失惨重，千余人战死沙场，幸存人员大多负伤，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一些老弱妇孺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依据风俗纷纷自缢于大树下（赛德克人认为，其祖先诞生于一棵巨树之中，人死后灵魂会通过彩虹回归巨树，故面对死亡时选择吊于树下），情形异常悲壮。莫那·鲁道等人也相继自杀，6社仅剩下514人，被收容在“保护番收容所”。
雾社起义后被日军俘虏的雾社妇女。右一是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的女儿，整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
为严惩举行起义的雾社人民，彻底消灭雾社的抗日势力，日本殖民者采取“以番治番”策略，挑唆与雾社有仇隙的道泽社发起攻击。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社200多人突袭“保护番收容所”，杀死雾社马赫坡等6社216人。此次事件后，6社仅剩下200多名幸存者，被日本官方强制迁移到北港溪流域与眉原溪交会处，改名为“川中岛社”。
两岸共同声援雾社起义
日本殖民者屠杀雾社人民的野蛮行径，激起两岸同胞的义愤和谴责。当时台湾民众党曾发电报给国际联盟，揭露日军使用毒气弹残杀雾社人民的暴行。台湾文化协会通过《台湾新民报》发文，严厉批评日本对台统治政策，指出雾社起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台湾总督府的“治番方计”，强调雾社起义“并非临时冲动发作”。
中国共产党也通过组织集会、发表文告等方式，给予雾社起义充分肯定和有力声援。1930年10月，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会见台湾共产党党员，指出“支持台湾少数民众革命运动也是台湾（共产党）一项急迫任务”，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纲领，促成两岸共同声援雾社起义，形成舆论合力。1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日报》头版发表首篇雾社起义报道，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发起的反日武装运动予以介绍与肯定，之后又连续刊发文章，严厉指责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台湾少数民族同胞行径，呼吁两岸各族同胞携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召开紧急会议，向台湾青年团的团员们介绍了雾社起义的经过与政治意义。会议决定通过发布宣言书、发行《青年战士》雾社事件专刊、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把日本镇压台湾少数民族的罪行向海内外广泛传播。旅沪台湾青年会于1930年11月1日发表宣言书，明确雾社起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与台湾革命斗争”，呼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此外，北京出版的《新东方》杂志和福建集美学校等也积极声援了雾社起义。
雾社起义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台湾，也震惊了日本。正如雾社纪念碑上所写：“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雾社人民用自己的血肉和不屈的精神写下了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上最英勇、最悲壮的一页。（文/刘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