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文/ 夏 军)

  裴文中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29年12月2日,当时还是青年才俊的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和地质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该发现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这一伟大的发现也使裴文中的名字与“北京人头盖骨”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裴文中19 0 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1927年毕业后,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28年,参加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早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所谓“龙骨”,其实就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化石。192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校共同主持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第二年,25岁的裴文中加入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虽然在大学学的是地质,但对从事的古生物考古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他边工作边学习,收获颇丰。

  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到1928年年底,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发掘触及到一处坚硬的岩层。按照常理,这意味着考古工作已近尾声,很难再有新的发现。主持工作的几位外国学者先后离去,留下裴文中负责扫尾工作。但个性认真倔强的裴文中相信,如果凿开这些最坚硬的岩层,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1929年11月底,到了结束野外工作的季节,国外的资助已逐渐停止,挖掘现场一片冷清。但裴文中仍想把北京人洞穴的底部堆积弄清楚,挖掘工作就此延续下来。12月2日,裴文中又一次腰系绳索下到“下洞”中。下午4点,天色渐暗,寒风呼啸,裴文中仍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有了惊喜的发现:“是猿人!”他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裴文中小心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完全挖出土,脱下上衣把它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回办公室。第二天,他向北京发了一封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著名的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而其发现者裴文中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由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并最终成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

  

  

  由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出土意义重大,“中央地质调查所”特设了新生代研究室,与协和医学校解剖学系合作,继续开掘周口店中国猿人遗迹及有关古人类化石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所发掘的各种化石被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铁柜中。

  当时负责猿人研究的是美籍教授步达生(D r.B l a c k),后由魏敦瑞(D r.Frang Weidenreich)继任,中方则是由法国学成回国的裴文中参加研究。鉴于北京猿人化石的珍贵,他们在平日研究时,常用石膏模型代替,外来人参观时也不轻易拿出。七七事变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曾两次存入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中,以防不测。

  1940年年底,美日关系紧张,战事一触即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若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12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裴文中,提出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的设想。当时已是新生代研究室技正、研究员的裴文中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但遭到协和医学校校长胡顿的反对。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一事。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信协和医学校校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表示同意将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暂为保管。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的意思。裴文中并就此事两次赴美大使馆交涉启运事宜。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所采标本均归地质调查所所有,为中国国有财产,并永为中国所有,非得所之允准,不得携往国外”。美国方面婉言拒绝了这一要求,且认为战乱期间“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然而,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于文物构成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中方的反复恳请协调下,1941年11月中旬,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由美国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将头盖骨化石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协和医学校校长胡顿接到命令后,即由总务长博文安排其助手、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胡承志速将“北京人”装好,秘密送至他的办公室。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北京人化石连同一部分相关物品被托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将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准备在那里登船返美。不料,在他们尚滞留秦皇岛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向美军发动袭击,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以及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人员被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此不见踪影。

  据最后负责装箱的胡承志回忆,北京人化石分装在2个白色木箱中,一为48寸长、11寸高、22寸宽,一为45寸长、11寸高、20寸宽。装箱时,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用有弹性的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箱共装有: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以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均数十块;还有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盖骨1个,肢体骨10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裴文中没有参与最后的装箱托运工作。

  

  

  北京人头盖骨等珍贵化石的离奇失踪,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不仅中美两方在寻找,蹊跷的是日方也一直在搜寻。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东大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京,高井请求到地质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让裴文中疑虑丛生。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占领了协和医院,立即派人赴解剖系强迫管理人将铁柜打开,检视所有一切后,复行封存,派兵把守。但没有阻拦裴文中等研究人员入内工作。

  12月中旬的一天,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佯装请裴文中小酌,约裴文中谈话,称现在铁柜中所存全系石膏模型,追问标本的下落。裴文中未予理会,结果被限制自由,不许出城。1941年8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再次来到北京,预备成立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开掘,逼迫裴文中参加,并再次追问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裴文中均以未经手此事作答。长谷部等人无功而返,并在北平的日文报纸及《朝日》《大阪新闻》上发表新闻,声称北京人化石被美国人不顾信义全部窃去。

  1943年4月,日本宪兵侦探锭者繁晴再次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之事,他在3日内质询了包括裴文中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并将裴文中等人囚禁逼问。裴文中被关了48天,毒打并以枪毙相要挟,最终没有查出下落。此后,日本军政及学术界再未质询与寻觅此事。

  

  

  抗战胜利后,裴文中立即开始追寻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45年8—11月,他多次致函翁文灏、魏敦瑞及“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等诸同仁,说:“中国猿人之全部标本,现不知存于何处”,“绝对要找回”,“疑已为日人掠去,而故云不知”,“文愿任此责,赴东京一行”。同时,他又撰写《北京人在哪里?》发表在《大公报》上,述说这珍贵文物遗失的经过,希望可以作为中方赴日调查团的参考材料。事与愿违,无论是中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的调查,还是盟军总部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均一无所获。这批珍贵的国宝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多次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强烈谴责窃取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行径,同时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不断写信给国外的有关学者和相关官员,继续查询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

  1966年,裴文中在寻找了20年仍杳无音信后,又组织了对周口店的发掘,“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天遂人愿,这次发掘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标本。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有人说埋在北京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有人说装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有人说化石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有人说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有人说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藏在兵营的地下室木板层下面;也有说化石还在美领事馆;更多的说法是日本人在追查了三年化石下落后突然收手不再寻找,行为实在可疑,落入日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是裴文中一生的追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能够回到他们的后代手中。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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